特派專欄 梵蒂岡拉攏中國背後的盤算

發稿:2018/03/29 20:43
更新:2018/03/29 21:33
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,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。圖為教宗方濟各。(圖取自方濟各IGwww.instagram.com/franciscus)

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,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。圖為教宗方濟各。(圖取自方濟各IGwww.instagram.com/franciscus)

中央社駐羅馬特派員黃雅詩/3月29日
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,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。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,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,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,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,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,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。

中國的環球時報(Global Times)報導,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。他表示:「如果事情順利,最快可能本月底就簽訂協議。」

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,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?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,他們的「陽謀」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。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,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。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,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,關進政府的籠子裡,接受宗教局的監控。

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,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,二是為了傳福音,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。不過作為「被拯救對象」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,華爾街日報(WSJ)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,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,讓凱撒的歸給凱撒,而非向凱撒投降。

面對教會內外質疑,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,協議過程艱辛,教會大幅犧牲讓步,在中國仍是籠中鳥,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。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,「擴大籠子」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。順藤摸瓜,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: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。

教廷的東方政策(Ostpolitik),是指冷戰期間,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,選擇與蘇聯、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。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,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,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,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。

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,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、美國學者偉傑(George Weigel)。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,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,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,梵蒂岡一無所獲,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。

梵蒂岡計畫在中國教區的主教任命權上妥協,退休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近期公開強烈反對。圖為陳日君(右)農曆年期間在維多利亞公園募款。中央社 107年3月29日

梵蒂岡計畫在中國教區的主教任命權上妥協,退休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近期公開強烈反對。圖為陳日君(右)農曆年期間在維多利亞公園募款。中央社 107年3月29日

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,他轉述面見教宗時,教宗同意「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」,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。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,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。

然而東方政策在當前教廷內部,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崇高評價,一手擘畫東方政策的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(Agostino Casaroli),被譽為「教宗的季辛吉(Henry Kissinger)」。他是70年代首位拜訪蘇聯和古巴強人卡斯楚(Fidel Castro)的教廷外交官,在他1967年訪問波蘭後,波蘭政府同意晉升Karol Wojtyla為樞機主教,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。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促使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推手,弔詭的是,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,就任命親共色彩強烈的卡薩羅利當國務卿,任期從1979年直到1990年。學者從回憶錄和解密文件中推論,梵蒂岡當時成功操縱了兩手策略,一面以卡薩羅利的鴿派外交手段鋪路,一面以教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,鼓舞鐵幕下的人心。

目的使手段合理化,縱使卡薩羅利始終甩不開向世俗妥協的負面標籤,但他靈活的政治手腕,仍被教廷外交體系奉為圭臬。

現任國務卿帕洛林(Pietro Paroline)是卡薩羅利的學生,主導對中談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 (Claudio Maria Celli),曾是卡薩羅利的下屬,這使中梵互動過程,更像重演卡薩羅利對付冷戰的劇本。

尤有甚者,教宗方濟各本人也對卡薩羅利推崇備至。根據義媒「梵蒂岡內部通訊」(Vatican Insider)報導,方濟各2008年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,曾在講道中提起,卡薩羅利貴為樞機時,每週都會突然消失一天,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視年輕罪犯,方濟各認為,卡薩羅利執行外交工作,不放棄與不義的政權互動,也是出於同樣的慈悲之心。

方濟各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,3月28日即親訪卡薩羅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舉行彌撒,並替12個不同國籍的犯罪少年洗腳。義媒當時以斗大標題形容,「方濟各跟隨卡薩羅利的腳蹤」。

2013年8月,方濟各任命帕洛林為國務卿,有天主教媒體評論,這個組合讓人立即聯想起,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卡薩羅利的搭擋,一個極負民望的強人教宗,搭配一個幹練忠誠的外交幕僚,交織出一幅讓外界難以參透的外交藍圖,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,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。

今年2月初,土耳其總統艾爾段(Tayyip Erdogan)到梵蒂岡會晤教宗,開創59年來先例,教廷立下另一座促進對話的里程碑。但2015年,方濟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形容為「種族滅絕」,讓土耳其氣得召回駐梵大使抗議。

去年11月教宗訪問緬甸,因為沒有公開積極替洛興亞難民發聲飽受質疑,他坦言是為了保持與緬甸官方的對話。12月梵廣報導,緬甸信徒時隔50年後,終於首次能在仰光舉行公開的聖誕慶祝活動,過去信徒只能在聖堂內慶祝,今後獲得當局允許開放,是為了表達對教宗來訪的敬意與感謝。

外交的基本邏輯是「相互遷就、妥協折衷」(Give and Take),世俗國家的目標不外乎錢與權,但梵蒂岡國徽上有兩把鑰匙,分別象徵天上與地上的權柄,這讓它的取捨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。

現階段看來,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,只有Give沒有Take,但正如卡薩羅利自傳書名「耐心的殉道者」,教廷應是暗自期許,這套曾掀起「蘇東波」的戰略,在中國也能奏效。(編輯:廖漢原)1070329

延伸閱讀》中梵主教任命協議傳月底簽 外交部密切關注

延伸閱讀》中梵將簽教務協議 賴清德:建交還有一段距離